陈先生，走到傅云舟面前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傅先生，有人让我带句话：笔杆子再硬，硬不过棍子。识相的就收敛点，否则下次就不是砸东西了。”

说罢，三人扬长而去，消失在雨夜中。

傅云舟忍着痛爬起来，扶起陈先生。两人看着满目狼藉的报馆，沉默良久。

“云舟，要不……咱们停几天？”陈先生声音发颤。

傅云舟没有回答。他走到破碎的排字架前，蹲下身，一枚枚捡起散落的铅字。雨水从破了的屋顶滴落，打湿了他的肩背，但他浑然不觉。

“陈先生，你记得我父亲怎么死的吗？”他忽然问。

“不是……病死的吗？”

“是心病。”傅云舟握着一枚“真”字铅字，掌心被棱角硌得生疼，“他被迫停笔后，人就垮了。临终前跟我说：‘云舟，我最后悔的不是写那些文章，而是后来不敢写了。’”

他站起来，雨水和血水混在一起，从额角流下：“这报馆可以砸，笔可以折，但只要我还活着，只要北地还有人愿意听真话，这事就不能停。”

第二天，报馆被砸的消息传遍全城。陆承钧亲自带人来看，见傅云舟带着伤还在整理残稿，眼眶红了：“傅先生，是我连累了你。”

“少帅错了。”傅云舟平静地说，“不是谁连累谁，是我们选择了同一条路，就得承受这条路上的风雨。”

清澜也来了，带来伤药和一笔钱：“这是督军府出的修缮费，也是全北地百姓的心意——今早开始，就有人自发来捐款，说不能让说真话的人寒心。”

果然，接下来的几天，不断有百姓来到报馆。有的送来几个铜板，有的送来一篮鸡蛋，有的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帮忙收拾。最让人动容的是，黑石镇的赵老栓带着十几个乡亲，步行三十里来到城里，每人手里都拿着一点钱——有铜板，有角票，皱皱巴巴，却叠得整整齐齐。

“傅先生，这是全镇人凑的。”赵老栓把钱放在桌上，“不多，但够买些纸墨。咱们黑石镇人认死理：谁对咱们好，咱们就对谁好。”

傅云舟看着那些沾着泥土和石灰粉末的钱，喉头哽咽。他忽然明白了父亲日记里那句话的真正含义：“笔可载道”，载的不是空洞的道理，而是这些活生生的人，这些滚烫的心。

十一月初，《北地新声》在废墟中重生。新一期头版，傅云舟写了篇《雨夜之后》：

“昨夜有人砸了报馆，以为这样就能让真话沉默。他们错了。真话不在铅字里，不在报纸上，而在黑石镇百姓